■对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原则的理解 许先生认为，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是指法律实施上的平等。
广大人民可以通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宪法》第2条）行使国家权力，但中国共产党则通过宪法第一条行使人民民主专政。从功能的角度上来讲，一个宪政体系的成功运作并不取决于对西方政治制度的机械性效仿。
强世功同样将两个积极性归为中国的不成文宪法，因为新中国历届领导人都把‘两个积极性当作中央地方关系的宪政原则或宪法学说来理解（Jiang,2010：33-34）。中国共产党作为政治权力的化身，其参与权需要限制在党员范围内（Backer,2012a）。由此而言，强世功尝试了一个重要的理念跨越，他把成文宪法定位为更广范围的不成文宪政的一个部分——一个在习惯性宪法秩序海洋中的小岛。中国宪法文本为国家政府权力的运行提供了法律基础，但是基本政治权利与维护国家组织的思想基础必须超越政府的运行框架。党的领导必须遵循成文宪法。
在冷战结束后，美国模式的成文宪法凝固成了一种国际宪政意识形态。文化大革命过后，出于对权力过度集中的担忧，1982年邓小平主导修订的宪法将原先高度集中的三项权力重新分配到不同的政府机构内。社会主义不是马克思主义的专利，有形形色色的社会主义，所以也有形形色色的宪政社会主义。
作为论坛内容方面的主要组织者，我看到后很赞赏，立即就将其收入到了论坛的论文集。华炳啸：我的导师是著名的宪法学者周叶中教授，他也是第一个进中南海给中央领导人讲课的学者，他今年曾给中央写信，反对宪政姓资论，认为中国必须走社会主义宪政的道路，据说有关国家领导人对社会主义宪政的一些观点也是能够理解和肯定的。郭道晖先生在《法学》1983年第9期上发表了《实施新宪法与加强民主和法制建设》一文，提出实施新宪法就是实行社会主义民主，或者叫做实行‘社会主义宪政。像华炳啸主编，他是这个学派的研究工作的组织者策动者，他就特别注意体制内的界限，而且带有策略性地把他的观点和官方宣示的符合宪政理念的观点兼容起来，也很注意平衡左中右不同的立场，把焦点放在更具有可行性的怎么做上，考量政治现实和已取得的改革共识，以减少阻力，形成合力。
在我看来，宪政社会主义这个词的含义就是宪政和社会主义的结合。我相信只要实行了宪政，实行了宪政民主，中国就能和平地进入民主发展的新阶段，就能真正实现和平崛起。
我认为现在已经到了必须搞清楚的时候了。所谓三权分立，三权都属于统治者内部所有，只是为了解决统治权力的内部分配和防止权力专横和腐败。民生主义与民权主义相结合，就是社会主义和宪政相结合，所以孙中山的思想实际是一种宪政社会主义思想，而且是中国第一个系统的、并且影响甚大的宪政社会主义思想。但是我也承认这在当下仍然是一个乌托邦构想，是需要实践去检验的，所以从严谨的学术视角而非主观的政治愿景来看，对于未来历史的发展轨迹我没有办法给出明确的唯一的答案，我不得不承认这是一个具有不确定性的过程，一切皆有可能。
在政治方面，邓小平在抗战时期也讲民主化。三是2006年、2007年两届全国社会主义论坛的召开，与会者是一、二百位改革派正教授，上述学说通过论坛广泛传播，这些学说和与会者的发言集中、有力地反击了反改革派的谬论。但他实际上心里清楚，他说社会主义最重要的就是共同富裕。我一直在思考怎样推动中国的宪政，只能是借助社会主义这样的旗帜。
有的时候你可以把它理解为一个目标，但是我更多的时候把它看做过渡时期的一条道路。如果我们实现了这一条，中国就会向着宪政民主大大地前进了一步。
Andreas：《求是》杂志上提到的标志性的事件是什么时候发表的？ 王占阳：10月份。辛子陵先生是民主社会主义研究的代表人物，另一个代表人物谢韬先生已经去世了，他们都受到一定的限制，有关活动很难开展。
我认为，人类发展未来的方向是建立普遍幸福主义的新文明，而不再是以追求财富的无限最大化为目标，这样才能使人与自然的紧张关系得到根本的缓解和解决。总之，宪政社会主义概念的提出存在着多个思想源头，刚开始是各自独立提出的，无论是我，还是赵守飞、胡星斗等人，都是基于中国改革的内在逻辑与发展规律分别推导出中国的社会主义必须与宪政相结合这一时代命题的。后来，《读书》1983年第2期上也发表了一篇《肖伯纳和费边论丛》的文章，指出：费边社在经过几年的探索后也毕竟形成了一种渐进的、和平的、宪政的社会主义理论，并且在《费边论丛》中作了相当完整的表述。在此前后，国内刊物上也有一些文章介绍突尼斯社会主义宪政党所推行的宪政社会主义，引起了我的关注。第二，这一年6月陕西省人大和中央编译局在西安举办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与法治国家建设研讨会，会上很多学者都公开支持了宪政社会主义思想，我也应邀参加了这次会议。我强调用宪政来规限社会主义，那就是说不单单是用经济所有制、更不是用某种经济形式（如计划经济）来确定是不是社会主义，而是说政治上层建筑的性质也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社会主义的性质。
华炳啸提出，要以中青年学者为主，凝聚学派共识，形成核心团队，争取在一套共享的概念、方法、研究范式之下相互融合发展，在政治学、宪法学、经济学、传播学等不同学科方向及其交叉学科上出一批有分量、有影响、高水平、能和国际学界对话的学术著作，对这一做法我很支持。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理论。
西方文化当中对于节俭的重视不够，也是一种比较普遍的现象。我就瑞典社会民主主义模式写了一本书，2009年在国内出版的。
以宪政规限社会主义，通俗的讲就是没有宪政就没有社会主义。也就是说，以社会政治领域改革为重点的新改革时代的到来，为中国的宪政社会主义学派的兴起创造了历史机遇。
一个是转到一个点上，也即在宪政社会主义所主张的一种执政及参政党权与政权均受到宪政规制的制度形态下，能够获得足够的合法性而稳定上一段时间，比如说在100年或更长时间内，制度转型到一种可持续发展的相对稳定的状态，得以形成长治久安的一个历史时期。我们刚刚讲的一个是终极版的宪政社会主义，一个是过渡版的宪政社会主义，这两派都主张转型。要求他在任期内实现宪政民主，这是超越历史阶段的过高要求，不现实。我有一篇题为《中国急需发展低度民主》的文章，虽然文章讲的是中国，但其基本逻辑也适用于第三世界。
同时在中国宪法之外，我又写了一个过渡时期宪条，指的是从现在到2050这个过渡期间要实行宪政社会主义直到2011年"乌坎事件"发生后，村民才知道有选举干部的权力。
而且，乡镇作为基层政权机关，若被当作农村土地集体所有权的主体，不仅违反了改革开放以来政社分离的方针，也等于把农村集体土地未经征收就转为国有土地了。一方面，各级政府在征收土地过程中实行计划经济，即按照计划经济指标下达征收土地指令，并按计划经济模式由法律规定固定的补偿标准。
第一，征收目的不合法。第二，土地出让金使用不合法。
这种农地征收程序至少应当包括：征地用途的审查机制、土地价格评估机制、制定征地以及补偿安置方案的权利人参与和协商机制、请求撤销征收机制、征收过程中的监督机制、对政府违法征地的申请中止机制、权利人的司法救济机制以及政府使用土地出让金的监管机制，等等。在立法方面，一些法律法规具有排斥司法救济的作用。2．农地征收过程中缺乏正当程序。从表面上看，似乎是村委会违反了《村民委员会组织法》，但违法责任者还应包括为了征地而对村委会施加压力的地方政府。
虽然《土地管理法》规定征收基本农田或超过一定面积的农村土地要由国务院批准，但地方各级政府经常化整为零以及变更土地属性进行申报。农村集体或集体成员的诉讼当事人资格是征地权利人无法得到司法救济的原因之一。
由于地方政府土地出让金长期作为预算外资金，至今尚无严格的监督管理机制，仍处于一种信息不公开和财政不透明的状态。然而，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的《土地管理法》规定：根据土地的性质和面积，土地征收权分别由国务院以及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行使。
例如，农民还没有自己的维权组织--农会，更缺乏合法的表达途径。与生存有关的权利还包括该项公约所规定的其他经济和社会权利，如工作权（第6条第1款）、社会保障权（第9条）等。